Q：ifva是否嘗試做到以上數點？它本身是由電影/短片開始，發展至新媒體的部分，是否在回應整個情境？

A：我希望有。那時候做電影節目策劃做了五年，我常常自問：其實電影是什麼？除了在一間房間裡播放電影外，還有什麼可以做的呢？2001或2002年左右，開始較多人討論媒體藝術，我感到是時候要停一停去思考，於是辭職並前往英國修讀「文化及媒體硏究」。我當時帶著一個我希望了解的問題──電影除了是經傳統影院所播放以外到底還有什麼？在英國讀了一年半的書，交畢論文畢業後，當天下午便收到上司Connie Lam（林淑儀）的電話，邀我回來負責 ifva這項目，沒想到一做便是十年，由第10屆ifva開始全職工作到第19屆。

Q：那時候你是否在ifva加了媒體元素？

A：ifva本身是短片比賽，它高舉的精神是，每個人都有表達自由的權利，除了影片或後來的動畫作為媒介，其實媒體藝術也可以是一種表達方式，所以在我回來參與策劃時，在傳統的短片放映外，加了一些現場表演。直到第11屆的時候，我們正式於比賽中增加了「單屏幕互動媒體組」，後來經歷了三、四屆，便慢慢轉為「媒體藝術組」。

Q：轉型時有面對什麼困難嗎？

A：剛開始那幾年很辛苦，不單只是宣傳，整件事情是由零開始，由制定規則，找評審，以至找人參賽都困難重重，但我很慶幸當時做了這些改變。由2004年到2007年，那三年我嘗試應用在英國學到的知識，比賽是其一，活動上也嘗試把國外的媒體藝術家帶到香港做活動。

Q：你有否參考其他國家的例子？

A：有兩件作品啟發到我，第一個是2002、2003年時我去柏林電影節，經過Alexander platz廣場，它有一個戶外投映，當時好像是情人節，大家傳送訊息到某一個電話號碼，像發佈愛的訊息之類，那些訊息會被投映在廣場裡面。當年這已算是較先進的事情，我記得所有在廣場的人都聚集起來，看著某大廈的外牆，大家被它的情感所牽引。它有數樣很前衛的東西：第一，它發生在公眾地方而非在畫廊或美術館；第二，它使用的並不是很高深的科技，卻能夠把人的感性連繫起來，亦有互動的部分。這經驗很原始，但也建立了我對媒體藝術或藝術作品的標準：科技只是一個方法、一個媒介，最重要的是它可以連繫到人，大家並不需要特別的知識也能參與。

第二個經驗是2004、2005年，我去台中美術館參加一個紀錄片電影節，當時有一個媒體藝術展覽，他們找來日本藝術家 Masaki Fujihata（藤幡正樹）。他有一件藝術品模擬了一個客廳，進去時會有一本電子書，當中有感應器，書會牽引到某些東西，令家居設置改變。這作品雖由電腦程式驅動，但表現方式就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連小朋友亦可一起參與。

Q：這是你想達到的理念？如果由你策展媒體藝術作品，你會希望更貼近公眾嗎？

A：是的，我想我現在未必能夠完全做到，但這是我會選擇的方法。其實後來因為想吸收更多相關的知識，2007年時我申請了亞洲文化協會的研究生獎學金到美國八個月。我給自己的題目是：大家在美國究竟是如何推動媒體藝術的？

沒料到的是，可能因為美國當時較沉迷於技術方面的發展，我欣賞到的作品都比較概念性，那並不是我有興趣的方向，這旅程提醒了我一件事，藝術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如何賦權予人。另外，我開始對跨界別的合作有興趣，例如在紐約時我接觸了一個組織eyebeam，它們透過不同的駐場或工作室的方法做去支援，不單只專注媒體藝術家的發展，更鼓勵了不同藝術家、理論家，甚或是城市設計規劃人員，組織他們一起合作或研究。 結束了美國旅程後，我開始面對「人」這個題目，並較專注於藝術家發展上。

Q：這個轉變後，有沒有哪幾位媒體藝術家是透過這樣的合作方法一起創作的？

A：就以曾翠珊（Jessey Tsang）為例，我們開展了一個旅程，而到現在為止仍在這旅程當中。她在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（School of Creative Media，下稱SCM）的畢業功課是一件有關西貢蠔涌村落的DVD-Rom作品，我鼓勵她繼續探索，以不同方式去記錄這村落。接續，她便拍了一條短片《河上風光》，以聲音及簡單的動畫去記錄那村落那條河的發展。後來她又拍了她的第二條劇情長片《大藍湖》，以故事的形式講述關於這村落的事情，同年她拍了紀錄片《河上變村》，現在她在拍攝的最新一條紀錄片是《冬未來》。她有意識地運用了不同媒體或表現手法，由短片、動畫、劇情片、紀錄片去記錄一個對她這麼重要的命題。我挺開心的事是由2006年到現在，她容許我和她一起合作。

Q：你策劃了ifva或媒體藝術這麼多年，有否觀察到哪些作品、創作人或大環境的趨勢或變化？

A：媒體藝術組每五年便會檢討是否應該繼續進行，較慶幸的是由2005到現在，這個組別已存在了15年。我們的團隊有新舊同事參與，不只限於參與者，還包括評審和觀眾，項目也擴展到整個亞洲。學校也很重要，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是很強的後盾，現在也多了一些院校，例如香港浸會大學有些同學和老師都有去做這方面的硏究及創作。Videotage（錄映太奇）與Mircowave（微波國際新媒體藝術節）也在一直推廣，它們帶了很多核心以及新的角度去讓大眾理解媒體藝術。

Q：你入行或工作的過程有沒有遇上一些特別的人？

A：我有數個楷模，第一個是May Fung（馮美華）。我初初入行時，香港藝術中心有半年請了 May Fung 當我們的教練。她並不只是教導我，還教導了其他同事，她訓練我們由一群小朋友到變成了不太失禮的藝術行政人員，如教導我們最基本的電郵禮儀等，真正受用不盡；第二個是茹國烈（Louis Yu），我沒跟他直接工作過，但他教懂我如何宏觀地去看事情；第三個是蔡甘銓（Jimmy Choi），是他給了我機會，把我從拆信封生涯裡拯救出來，亦是我在電影部門工作時的上司，最後一位是Connie Lam，是她把在英國的我領回藝術中心的，我才有機會再次展開這份工作。

另外，在這個圈子裡，我亦深受Videotage或Microwave的啟發，如Videotage的存在本身，便是一個資料庫，這方面ifva未必很主動及積極去做，可能基於資源或其他問題，但其他機構做的事，正能夠互補不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