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品呈現的影像最終完全相同，是一幅由白色變灰色的漸變圖，他仔細解釋：「我在過程中發現了許多東西，如最早找到又比較近代的Flash或ActionScript，曾經頗為流行，現已幾乎無法使用，但竟可從 Adobe 下載試用版本；Director是我從英國讀書後回到香港時每天都使用到的，曾經十分熟悉。」回溯過去，Bryan重拾這些電腦語言時感覺像與老朋友見面，卻同時感受到科技進程的詭異之處，「從事這行業的人都知道，當年要參與多媒體創作，必需學會這些程式應用，但十年或五年過後 ，已經沒人再知道它們是什麼，感覺很奇怪。」

這跟曾經曇花一現的CD-ROM art與Net art（網絡藝術）一樣，2000年初時，Bryan仍然在IBM工作，偶爾參加香港藝術中心的短期課程，認識了Ellen Pau（鮑藹倫），知道可用CD-ROM創作，便決定前往英國進修：「當時最著名的是Beatles （披頭四樂隊）的一隻CD-ROM作品，我由那時開始重拾對視覺藝術的興趣，其實美術與電腦是可以結合的，往後便嘗試找相關課程修讀，去了現在的UAL（倫敦藝術大學），當時叫做London Institute，並重遇了洪強。」他在歐洲遊學，吸取了養份後，九七回歸後回港，回到IBM兼職，同時嘗試自由工作者的滋味，接洽一些與多媒體有關的工作，如他創作的《Y2K與千年蟲之化蝶傳奇》，載體正是CD-ROM，亦包括與洪強的合作《Human Being and Moving Images》。

「當時盛行的是做百科全書類的CD-ROM作品，把它當成一個貯存媒介，當將很多東西放進CD裡面，相對地可永久保存一段時期，但我在英國讀書時就發現CD-ROM還有更多可能性，如當時有一團體叫做Anti-rom，發行的東西沒特別內容、意義或訊息，純粹運用MacroMind和Director 這些軟件，利用Graphical User Interface（平面用戶介面），讓用家以滑鼠做一些互動。」Bryan大受啟發，開始反思：「以CD-ROM創作時，為什麼總是要用家容易地被導航，而不需要思考呢？快捷或有效是否唯一的指標？這標準是否帶有資本主義的影響？如果我不想推廣這價值，是否可做一個不快捷的介面？」

這個例子好像說明了即便是策展人，彷彿依然對媒體藝術有某一套定律或想像，當問及Bryan如何看待媒體藝術的定義，他指出：「我期望的是不會再有媒體藝術（這個分類）出現，每當我與同學解說時都會提到，未來也許只剩下當代藝術，很難再作分野，尤其當大家熟習了應用媒體科技去創作時，就不再需要這樣分類。」他在意的問題是如何整合，「比如在視覺藝術裡，有一項mixed media（混合媒材），只不過舊時的混合不是媒體科技，而是別的素材，但現在的藝術家，有些畫上會出現屏幕，如我的同事Francis，他是畫油畫的，很多時候卻又在畫裡貼上一個屏幕，屏幕內容與畫作有關聯，但他不會定義自己為媒體藝術家，向未來展望的話，可能不需要再強調這一點。」

這亦關係到，科技的定義全在於人類如何應用，而可產生不同意義，以
Machine Learning（機器學習）或 AI（人工智能）為例，Bryan便細察出當中隱藏了不少影響：「當你用不同的數據群組去訓練機器時，就會推測出某種結果或導致不同的結論，沒人會說這一切看似很中立，例如用機器是否就可分辨一個人是否恐佈分子？憑什麼這樣做？誰有權力去訓練這東西？或是誰去授權人把人作這些的分類？」

擁有相關的技術背景，Bryan希望打開這些「黑箱作業」：「這些問題是需要被提出的，尤其當科技愈來愈普及，大家卻不曉它如何運作，用家接觸的往往是已經設計好、最簡潔的介面。我們正正要將黑箱揭開，揭開時候一定發現問題，像我開初所說，為什麼介面一定要易用好用，不容易出錯？為了速成某動作？這是否對生產量的關注？是否必須的？」Bryan深感他有責任去叩問這些複雜的問題，「我擁有這類型技術背景的人，容易理解當中的運作，如果許可的話，我想把黑箱揭開給大家看看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