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群很想拍電影的人被喚作獨立創作人或獨立電影人，你可以想像，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，這群人有些準備去外國讀電影，因為香港沒有相關學科選讀；有些是已經畢業回來了，輾轉加入電視台工作，令該處開始出現一些頗為新鮮的劇集。不過這些都與Drama（戲劇）有關，紀錄片的情況香港處理得比較另類，紀錄片在電視台等於一些有焦點的新聞報導，並非真正的紀錄片。現在的旅遊片，亦可當作是「紀錄片」嗎？有一種倒退的感覺，但現在回首重看，當時的旅遊片，其實都是Home Movie，家庭式影片曾經很薘勃。拍Home Movie的人會拿著超八毫米（Super 8）去旅行、去野餐，買幾卷菲林拍攝，這樣很有趣，你夾三文治跌了一塊香腸，我拍下來，或是一些惡作劇，我又拍下來。

那時候一台機器很貴，但中產家庭可以負擔，我會這樣說，當時的中產才有閒情逸致創作，因為這些器材都很貴，拍攝亦要花時間。我當時家中可以負擔，但作為小孩，我沒思考過那就是電影，只覺得是一件玩具。我的電影老師其實是爸爸，他會講解一些技巧，如武俠片中的戲法，某人在鏡頭前跳一跳，叮一聲，就會在別的地方出現。我感到頗為有趣，拍了一些影片，但拍完後，我問他還可以做什麼呢？如果電影只能夠這裡跳跳那裡跳跳，也很沉悶吧。

我很快便把攝影機放在一旁沒再理會，而爸爸一直提供一些相機給我把玩，我一直四處拍攝，拍攝後又問他，為何要拍？或為何要以這方法拍呢？整天都在問這些問題，結果是所有相片的成果都不漂亮。

中學時期，校內有興趣小組，我的首選是去「黑房」，因為我很想知道照片產生的過程和步驟，當時學到了每個步驟只要有丁點改動，觀眾便會看到不同的結果。後來1992年時，我到美國參加了Barbara Hammer的光學印片工作坊，唯一一次遇到這位很重要的女同性戀電影製作人。

另外，中學時我一直以錄音帶錄一些東西給同學，常常幻想自己是DJ，或是一個處理照片的人，是處理相片而不是拍照，我很怕拍照，但我喜歡處理照片的過程。

我拍超八毫米是80年代初，在理工大學拍了一些，在藝穗會也有拍。我自己則沿用一部SONY的V8機（Video 8），當時所有雜誌廣告都形容這是一台Semi-Professional（半專業）或叫做Pro User的機器。在Video 8之前，電視台用U-matic、Betamax，算是比較便携，不過都很貴。因此在Video 8出現後，我才能參與其中，它的價錢是我所能負擔的，買得起一台機器到處拍攝。

大學時我選擇唸放射診斷，我感自己可從事相關行業，而我又喜歡物理，亦喜歡於醫院裡工作。當中有三個科目供我選擇，包括物理治療、職業治療和放射診斷，只有放射診斷是最接近物理學的，所以我選擇了它。進入這領域後，我開始理解錄像是由一顆發光點產生的，並知道一顆光點如何經過掃描成為影像，而又為何這影像會帶有被檢測的價值呢？這些東西是怎樣發生的呢？

80年代時，香港亦有其他新事物出現，不單有X-ray，我們更可以記錄移動的X-RAY。以前使用的可能是16mm底片，80年代全部已轉成錄像，加上科技進步飛快，開始有電腦掃描，後來有磁力共振，超聲波更不在話下。這些東西於80年代突然全部出現，至今它們已經歷了不同世代，第一代的電腦掃描與現在的已相差太遠。

對我來說，這些科技的出現是十分震撼的，改變了整個影像世界以及製造影像的方法，例如我想看內窺鏡，可虛擬一隻眼晴，透過內窺鏡去看，不需要再插喉進去看。

Videotage的第一個活動應該發生於1987 – 1988年，我們想辦一個放映會，到處找地方，可惜大部分場地都不適合，他們有16mm投映機，卻沒有可以播放錄像的機器。如果只打算在電視機上播放，就不用租一個放映廳，例如在香港藝術中心預約，可容納二百人，實在沒有理由只放一台電視吧？

當時唯獨進念有投影機，變成了唯一選擇，但那房間實在太小，最多只能坐八個人，觀眾看的都是電視。那裡有兩層，下面一層坐四個觀眾，上面一層坐四個，整個房間是黑色的，大家對著一台電視，和電視之間的距離其實很短。

回說Videotage的正式起源，是因為80年代中期我在火鳥電影會實習，當時的歌德學院十分支持錄像活動，電影會構思了一個錄像節目，上門找歌德支持。那次我與火鳥的員工Eugene，加上另一個人，在歌德學院等著與負責人會面，一邊等我們一邊思考該怎麼辦，這節目有沒有名字呢？需即場構思。剛好該處有張海報寫著Montage（蒙太奇）什麼的，我馬上提議可自Montage這個字取靈感，不過我們的活動與錄像有關，可叫作Videotage（Video + Montage），其他人都贊成。而最終歌德學院願意給予支援，於是我們舉辦了以Videotage為名的項目。

1986年火鳥要結束，連帶Videotage項目也停止了。它的結束是因為董事們不想再繼續辦下去，有感不斷重覆自己，所頒發的獎項每次都讓同一班人獲得，沒什麼意思。他們停下來後，我到了進念，想研究有沒有其他人創作錄像。我不清楚原來早幾年已有人在做，1983年他們已經辦過一個International Video Art Festival，當時資訊不太發達，到那時候我才發現他們原來擁有U-matic，可讓會員拍攝。那些人不認為自己是錄像或電影創作人，他們可能是舞者、作家或歌手之類，只是他們也會去拍東西而已。

及至這階段，Super 8已經沒落，沒有人買亦沒人使用，來來去去也只有那幾個人在拍，造成了只有那幾個人會參加比賽從而得獎的情況。影像於當時仍然是新興的，為什麼不繼續做呢？於是我以同一名義（Videotage）去吸引一些人，引來了三位朋友，包括May Fung（馮美華）、黃智輝、毛文羽。我們決定辦一個年度放映會，1988年應該是第一次辦的，由年度放映會開始，展開了Videotage的故事。

當時香港與國際的關係不太密切，欠缺網絡，資訊難以流通，但大家都會曉得一些與錄像藝術有關的國際大型單位，比如提及日本，一定會知道Image Forum；在德國，則會去接觸Transmediale的前身──Video Fest，這群人後來不單止做錄像，易名為Transmediale，開始把藝術和科技融合起來。我其實是很感激的，香港亦需要以這樣的視野去推廣，媒體跟科技相連著，又在藝術上那麼重要，應該要一併把藝術和科技當為組合去推廣，Microwave因而變得重要。

Microwave正是以藝術和科技為主，它與Videotage的分別是Videotage 作為藝術家的聯盟基地而存在，同時支援藝術家創作和協助對外發佈，尋找地方與資源，後來也實行了駐場計劃；Microwave的意義在於，使用media technology（媒體科技）或以科技進行藝術創作已是一個大趨勢，有很多外國藝術家已往這方面發展，他們所做的作品都很有意思，帶了不少新的啟發讓我們去了解新科技和生活的關係，帶著富教育意味的前瞻性。Microwave著重老少咸宜之餘，也希望抱持這宗旨，去讓藝術家探索更多新科技，帶一些這樣的範本給香港，以啟發香港這類型的新一代藝術家。

Microwave在它經歷的25年時間裡，亦不斷改變。剛開始第一屆時，仍是一個錄像藝術節，舉辦了大約四、五場放映節目，主要以影像作品為主，重點推介當時這界別中有名的藝術家，例如Gary Hill、Bill Viola；第二年已經不單只有錄影作品，加入了CD-ROM。當時CD-ROM是很新穎的，令出版不再死版地印在紙上，而是在熒幕上出現，把出版變成動態，並加入動畫，變成多媒體。

因此，在第二年的Microwave時，我們加入了CD-ROM這角度，讓活動不再只有放映，開始有展覽，該年亦開始有一兩件帶互動性的錄像裝置作品；到第三年，由於互聯網，Net Art（網絡藝術）開始出現，我們一直把這些新內容逐少逐少滲進去，嘗試探索不同媒體。直至某一年，我們自覺已包含過不同媒體，那該如何去呈現更多面向呢？當中有某些題材，例如Bio-Art（生物藝術），有些人已在使用不同方式，如以錄像、照片、顯微鏡的影像去呈現Bio-Art。我們反過來想，可能不單單要去討論媒體科技，尤其藝術家已經轉用了許多不同方法去探討該科技了，我們開始萌生策展的想法，決定以主題形式去討論這些新科技作品，轉以Curatorial Approach（策展）為主，開始有策展人、節目編排等這些支援。

後來我們開始考慮會否可回歸傳統，反思傳統的藝術形式，例如演出時，是否可混合或加進新科技的元素。這是我們曾經作過的一些嘗試，有時候比較困難，因為預算多年來沒增長過，難以擴展至其他有意探索的範疇。

在電腦出現之前，我們是以錄影帶做剪接的，要按Forward（前進）或Rewind（倒退）鍵，影像倒退到某個位置按暫停，查看是否播到想要的片段，否則需逐格倒退，至理想位置才算剪好一個take（鏡頭），怎能與現今的Grab（擷取）或Copy and Paste（複製與貼上）比較？現在剪接的速度快得多，不少特效亦只需直接複製就做到。

我想指出的是，只要你擁有一些技術上的知識，例如拍攝技巧、配樂、特效和剪接，便可進入商業世界，拍一些商業產物，例如Karaoke影片。與結婚錄影一樣， Karaoke亦是小型製作，預算很少，我兩者都拍過，因為我希望盡量賺取資金去購買鏡頭，僅此而已，根本能以維生。

至於CD-ROM，要是你懂得這技術，也許已經在出版公司工作，但 CD-ROM存在的時期很短暫，當時是以Macromedia軟件去製作的，這公司後來倒閉。隨之而來的是Internet Art（網絡藝術），可惜在香港亦不太流行，始終香港的互聯網發展並非太蓬勃。舉例說，當時如有香港公司想建立網站，只會選擇以最低成本的方法實行，網站多數是靜態的，放上幾張宣傳照片，不會有多媒體元素，沒人打算以此說故事或期望有互動性，因此，香港的商業世界沒人支援CD-ROM，只有洪強這個例子，而他是自掏腰包去做的，難以找到商業上的支援。

在香港，整個媒體或媒體藝術的發展與市場緊扣著。香港60至70年代時其實也沒有本土電影，可能有一些從中國內地逃難而來的中國電影工作者，於香港開辦了工作室，才開始有香港拍的電影。土生土長的年輕人，他們要是真的有興趣拍電影的話，會前往海外，回流後再做想做的事。這樣說來，電影算是香港尋找自己或建立自己身份的第一個工具。

就媒體而言，互聯網不是太流行，反而有些人開始參與遊戲製作。2000年後，SCM（School of Creative Media 創意媒體書院）開始教授一點軟件的運用，不是自己寫程式，而是一點點地嘗試別的軟件，網路上開始有些人會做一些小型的Flash Game。特別是有Flash Animation（動畫）出現後，開始有些不同的獎項頒發，例如有互動的廣告。

由此可見，香港的媒體藝術發展緊扣著本地的商業發展，與金錢的流向有關，社交媒體同樣。反之，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媒體藝術發展並不沿著這脈絡，他們較容易有這方面的嘗試，因為科技的發展以及其用途是一個國家的軍事考量。在香港，大部分人都是消費者，就算是自稱為Prosumer（產消者）的，都只是消費者，沒辦法主導某科技發展的方向。每當我們批判地討論科技時，就算再怎麼批判，好像只會聽到某件產品性價比較好，而非真正去批判背後的哲理，當然也有一些難得的例子，如現在有許煜，帶出了不少關於科技而比較哲學性的討論。

我覺得一開始有電子書的時候頗有趣的，把一本實體書轉成電子書究竟會不會有人用呢？如果只是把一本書放在屏幕裡看，是否已算是數碼化了？好像沒什麼新意。後來經過這麼多年，我感受到兩者其實是有分別的。把書的內容放在屏幕裡閱讀，發佈銷售的方法已經不同，連帶受眾也不同，影響力亦跟著改變。例如讀到不明白的地方，電子書會有內置的字典，亦有其他支援。現今常常提到「斷捨離」，書本難以尋找空間安置，電子書便彷彿是一個解決方法。

本來以為以往某些事物已算很不錯，數碼化的世界卻又好像給予了不少方便，怎麼說呢？它讓你便於使用，但你會否會愛上它？就像我這些上了年紀的人，便有點難以愛上，但我很愛書本。所有愛看書的人，都會形容書本身有它的味道，就像愛聽黑膠唱碟的人，覺得黑膠碟封面真的很漂亮，會為了那封面而去選購。

我正是這些軟弱的人，不只要「快、靚、正、便宜」，假如我貪圖的是這些價值，便不會變成這種人。當我們要追求相反的價值，便會時常懷緬舊事物，Media Archaeology（媒體考古）正是這樣，時常游離在舊的同時又發現一些新事物。新事物令人興奮，亦帶來不少幫助，但我總是會回到舊東西裡去，看看有什麼是沒看夠的，時常來來去去，這就是我對媒體考古的興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