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Super 8發展到U-matic、Betamax，一直再到現在手機都能夠拍攝，這發展過程影響了大家如何看待剪接、聲音、視覺、敘事以及溝通藝術的基本元素。在這種情況下，70至80年代時曾出現不少跨界合作的實驗，1983年出現了第一屆「香港國際錄像藝術節」（Hong Kong International Video Art Festival）。它的起因是我跟香港歌德學院討論新媒體的發展，歌德學院是當時相對較自由的一個組織，並關心錄像藝術。在這個藝術節裡，我主張不要做節目，應該舉辦工作坊，歌德學院便找來了Barbara Hammann這位德國錄像藝術家前來香港跟我共同策劃，並合作當藝術指導，並於工作坊指導一群人去做實驗和創作。

Barbara Hammann是個很有趣的人，我仍記得她出現時穿了一身豹紋衣服，介紹自己時坦言她是一名女權主義者、女同性戀者、馬克思主義者。她提前告訴大家她的身份，討論時便有參考性，如作為女權主義者，她會對弱勢的群體特別敏感。當時於前線做實驗和創作的人，幾乎全是進念的班底，與他們聚在一起整整一、兩星期，每天都在討論和實驗，歌德學院則提供了許多器材。

參加工作坊的人創作了不少有趣作品，如某位女孩Florine從家裡帶來平常會戴的首飾，從上而下的鏡頭拍攝。並把片段投映在一張桌子上，再將真實的手飾置放在錄像的手飾上面，一件一件擺放好，那件作品引發了我們許多討論，Florine她現在去了哪裡我不清楚，但我記得她這件作品。

如像我剛剛提到70年代香港的實驗電影，其中一個出發點是探討影像和聲音，林奕華便對大眾流行媒體很感興趣，他截取了許多電視節目片段進行重建和解構。如他剪輯的其中兩段片段，一部分是米雪在講電話，另一部分是鄭裕玲在講電話，把它們剪接在一起，那對白不斷在問：「搵咩呀？」這錄像在回應 80年代的電視文化如何取鏡以及劇本的組織。

有一個年輕藝術家叫Lawrence Wong（黃家智），他家住北角，作品記錄了他由北角走到藝術中心的畫面，每碰到紅綠燈他就停一停，綠燈亮了便繼續走；Lawrence亦創作了另一個跟身份有關的作品，他不斷在白板上簽上自己的名字，簽了大概一、兩百次，最後再也看不見他的名字，把身份模糊化；另外有一件作品是David Yeung（楊永德）拍的，他也是進念成員。他在藝術中心14樓拍攝自己的一雙鞋，他從上面走到最地下，全程是一個上而下的鏡頭，講述他由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。

另外也有其他較為感性的作品，如何秀萍一直有寫作，她以抒情筆觸書寫了許多關於這次旅程的文字，並以之變成一件錄像藝術作品。當中有大量靜止影像，全都是天后廟道。當時有個組織喚作illustration workshop插圖社，她在這辦公室裡拍攝，辦公室非常乾淨，當時流行把整個地方塗成白色，她把裡面不同的影像放在一起，最後的畫面她用一張白紙摺了一只飛機，從窗口飛出去。那房間在10樓，她拍攝著那紙飛機慢慢消失…… 反正當時就有許多有趣的作品，他們的作品除了談及自己，也在談論錄像可以做些什麼。這些作品好像後來去了德國巡展，活動後我問當時香港歌德學院的院長Klaus Vetter是否應該要繼續辦下去？Barbara Hammann亦問過我好幾次，是否應該聚集這群人重新再談一次？

沈聖德跟我合作的作品是《錄像桌子》，探討錄像能否變成一張枱，我們由上而下去觀看它，會變成怎樣呢？講述了「中心」這個概念，即是什麼是中心？沈聖德有不少作品並不局限於1983年的活動，他與我合作的作品很多都與單格電影/錄像實驗有關。他很喜歡在電車二樓的最後一行，實驗把畫面縮小這個概念，或者在電車的第一行，試圖把畫面放大。沈聖德現在於香港浸會大學教授聲音相關的科目，但我覺得他的其他實驗都很重要。

這是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的狀況，大家由Super 8發展到用U-matic，那時候的機器讓大家感到很混亂，然後又有Betamax的出現…… 有時候連影帶是哪一款也搞不清，或在檔案室找到一些檔案，卻找不到可以放映的機器了。這回到我們與科技之間的對話，我們對科技到底有多少影響？是否基於我們有所需求，它才改變？其中一個改變，是機器變得愈來愈小型，另外一個改變則是電話現在亦可以做剪輯工作。以電話拍攝的話，不需要打燈已可做不少實驗。

如果你是一個敏銳的藝術家，或會感受到科技的發展以及預視到可見的將來，我覺得這正正就是我們在各自的界別裡，欠缺了跨界之間的對話。相互之間究竟有沒有類似的討論呢？要是欠缺了，那大家只是在做自己的事，只會繼續被分類為電影藝術、新媒體、舞蹈、戲劇、音樂或視覺藝術等種種門類的其中之一。

這些分類通常都不具建設性，因為在分類背後，全部人只會在爭奪資源，而不會反問我們為什麼要有這些分類呢？我們不是應該所有界別一起討論何為實驗嗎？以及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或與科技之間的關係？

眾所周知，藝術科技與工業發展大有關係，香港本來擅長的是生產業，以經營小生產為本，慢慢變成金融服務業，相對的，媒體行業和媒體科技真的走得很慢，對比內地，深圳走得很快，但深圳沒有媒體的大環境，他們純粹由技術層面發展。香港仍舊可以有討論、互動、實驗，這些都很重要。我不知道香港有誰在做社交媒體這方面的研究，我自己也很好奇，大家都知道社交媒體正在影響下一代，它又影響著「溝通」、「速度」等論述，但沒有理論家或學術人員從事這些研究，去回饋予前線創作者，我暫時看不到。

所以每碰到Hector（羅海德）或 Linda（黎肖嫻），我都會問他們在做什麼，也常常問Oscar（何慶基），不過他也退休了。我問他作為一個藝術行政人員，為何常常只由敵人去定義自己的存在，而不是一起想闊一點、遠一點？我們該慢慢超越這種心態，把敵人拉攏過來，不把它變成敵人，令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再行前一步。

所以Bernard（陳智思）又好，Carrie（林鄭月娥）也好，都是由我們慢慢推動，現在有香港團結基金會，迫令他們提出相關的未來議程，但他們的願景，根本不會將我們剛才討論的──整個社交媒體對未來的科技和藝術的發展──納入，或是我們如何去探討社交媒體，去討論面對社交媒體時的挑戰和問題。

由於我並非常常瀏覽社交媒體，不知道當中是否有一些好玩的辯證出現，如有發現，是否應該馬上捉住那些人一起做一些事情呢？回想起70年代，我較年輕的時候，甫見到毛文羽、黃志偉、沈聖德等人，便會立刻捉著他們一起討論。當時亦沒有大學的支援，現在大學有文化管理課程、文化研究課程，我亦有參與香港嶺南大學的董事會，但仍然覺得很「離地」。

香港現有的電影學院，如香港演藝學院、香港浸會大學、香港城市大學，他們都在做什麼呢？前線的工作者到底有沒有討論？他們收到不少資源，但又有什麼是沒做到的？我們是否應該有些討論…… 並非在去評論任何人不負責任，但制度很多時候會令人變得比較懶惰，例如他們不會突然行動，到有運動時才會有所動作，但又是否能令課程或教育哲學有所變化呢？我們能否紮實地進行討論呢？